北宋动员五十万军队勤王,为何还逃不掉靖康之耻,真因女真满万可不敌?

发布日期:2021-09-10 14:15    点击次数:5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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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|冷研作者团队-披澜读史

字数:3570,阅读时间:约7分钟编者按:在互联网上,当提到导致灭亡的靖康之变时,总有人会将下意识地将此战的胜败归为两国士兵战斗力的巨大差异。认为正是因为女真”满万不可敌“,所以在面对孱弱不堪的北宋士兵时,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创造出后世难以想象的军事胜利。可在冷兵器时代,士兵的战斗力也绝不仅仅体现于体格的强弱、战技的优劣。更何况,在靖康之变中,北宋朝廷同样征调了宋夏边境的西军以及其他边军部队。事实上,相较于战斗力差距这种万金油式的解释,靖康之变中北宋朝廷在军事调度上所显现的低效和无能,才是这场靖康之耻发生的根本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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靖康之耻的过程中,女真骑兵曾两度南下围困汴京。一次是宣和七年(1125年)十二月,一次是次年靖康元年(1126年)八月。两次围困战中,汴京城下,宋金两方的军事实力对比不相同的,第一次汴京之围时,完颜宗翰所率西路军被牢牢钉死在太原城下,未能进攻汴京,参与围城的金军,只有完颜宗望的东路军。根据抗金名臣李纲《靖康传信录》的记载,宗望麾下所统兵马只有六万。而北宋方面,京师内禁军空编严重,仅存“卫士三万”。但由于较早的发布勤王诏令,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,抵达汴京城下的勤王军“集城下者二十余万”,其中不乏西北名将种师道所帅精锐西军,以及两湖地区彪悍的刀弩手等部队。正是因为勤王军的巨大压力,攻城不利的宗望这才选择签订和约,领兵北归。但第二次汴京之围的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,曾经在太原城下裹足不前的西路军与东路军会师,根据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记载,此战中仅汴京主战场的金军就已达十万众,反观北宋,在第一次汴京之战中就死伤惨重的京师禁军只能以城中乞丐、无赖凑数,而抵达京师的勤王军更是只有南道都总管张叔夜的三万人和王琼、郑建雄的八千兵马。双方的军事实力发生了巨大反转,这才导致徽钦二帝被掳,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。为什么两次汴京之战双方的军事对比如此之大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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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,与第一次汴京之围时的情况差不多,北宋朝廷在面对金人铁蹄再次南下时,同样诏令全国各地”守臣自将,倍道并行,星夜前来,殄灭虏寇“。尤其是在发现金人已经抵达开封城下后,更是以“军士复补官资,百姓免五年租赋”的优渥条件,号召全国军民勤王。可问题也出在这里,第一次汴京之围时,为解京师之困,朝廷同样下旨诏令各地出兵勤王,根据学者统计,此次勤王行动中,全国被动员起来的勤王军队至少在五十万以上。面对刚刚灭亡辽国、凶名在外的女真骑兵,北宋君臣试图以庞大的体量迫使对手退却。这对于兵事不振的北宋而言,似乎是一种稳妥的选择。然而,这种尽起国中之兵的做法带来的后遗症也相当明显,除了河北路距离京畿较近外,其余诸路的勤王军距离汴京路途遥远,一路上的补给极为困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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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其是在金兵南下的危机时刻,北宋朝廷一方面建议勤王军自备粮草武器等辎重,另一面也严令各地官员要保障勤王部队后勤。但这种起于仓促间的命令只能是“意识流”的指挥,就跟电视剧里反派军队头目大喊“都给我顶住”一样,毫无指导效果。其结果是,各地粮饷物资调配困难重重,矛盾不断。如西北种家军,这支久历战火的精锐之师奉王命星夜兼程而来,在第一次汴京之围解除后,在宿将种师中的率领下,前往太原邀击金国宗翰部,然而,这样一支有着重要使命的军队,却因为补给不至“乏食三日”,每日仅能以一勺豆子充饥。最后,粮饷断绝、孤军深入的种师中部士气崩溃,他本人率领亲军与敌接战,身披数创战死。要知道,种师中的哥哥种师道当时被任命为河北河东宣抚使,理论上是负责抗金调度的核心,都说朝中有人好做事,连种师中都不免兵败身死,其他勤王军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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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倒并不是说当时的地方官员对于勤王一事丝毫不上心,恰恰相反,第一次汴京之围时,汴京并未被完全围困,朝廷政令基本通畅,因为办事不力被免职罢官的官员不少。只是,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以当时宋朝地方的储备,想要负担这些勤王军的军事给养,有时并不容易。举个例子,神宗时期北宋曾经派遣五路大军讨伐西夏,有人说,这种分兵作战的方式在战术上绝对是一种智障操作,可是没办法,宋神宗时期北宋改变了军事部署,原本居重驭轻的方式下,京师军力最多,而为了对抗西夏,北宋调遣重兵至西北。就像馆陶人王沿评价的那样,西北以全国四成土地供养北宋七成军队,早已疲敝不堪。以这种补给水平,三十万大军若是集中一路突破,那将是活脱脱一场军事灾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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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王军的情况也是类似,承平日久的北宋地方,并没有供给这样一支庞大部队的能力,一旦超过其承载极限的勤王军队同时到达,那么引起的负面后果不堪设想。更吊诡的情况是,宋廷在勤王诏令中鼓励强盗、流寇们勤王免罪,以至于声势浩大的勤王军鱼龙混杂,一些地方官员不得不关闭城门拒绝勤王军进城休整,在这种情况,这些军队的补给状况就更加难以保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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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然,在理论上,宋廷通过系统规划勤王军行进路线,避免大军在地方过分集结扎堆,是可以减少或者避免军队缺衣少粮的情况的。可这毕竟只是理论,这种精细的调度,并不是一个封建政权可以做到的。更何况,以当时的情况来看,不要说这种近乎微操的调度,宋廷对于自己所掌握的军队数,都没有一个精确的认识。《宋代军队数量考》的作者程明生认为,宋朝对于军队士兵数量缺乏最基本的统计,这不是说“吃空饷”这种历朝历代都有的积弊,而是说宋代甚至没有成体系统计过自有的兵员数量,即使有一些统计,但因为口径不一,数据往往彼此冲突,难以为信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中就记载了一个看上去颇为奇怪的细节,宋神宗熙宁七年(1074年)二月辛未、乙亥、己卯三条中,光是河北军队数量就出现了七万、八万九千和九万三种说法,其中甚至有两个数据都是宋神宗本人提到的。宋代军队数量统计之混乱,可见一斑。尚有锐意进取之心的神宗朝尚且如此,积重难返的徽宗、钦宗时期恐怕就更加一言难尽了,指望当时的大臣们在金兵南下的仓促时间内精准调配各地勤王部队,也有些强人所难。另外,以李纲等人为首的大臣们,即使真的想要居中调配,也是有心无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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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女真南下起的一年多时间,北宋朝廷一直缺乏一个可以统一指挥调度军政抵抗金军的指挥机构,从一开始的亲征行营使司,到后来的京畿、河北、河东宣抚使司,再到最后大提举守御司和四道都总管并存,这些叫法各异的机构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独断权,就像钦宗皇帝继位之初说的那样,他力图确保的是“一尊元丰官制”的祖宗之法,在这种环环嵌套、彼此相制的情况下,如李纲、种师道等要员,甚至不能节制姚平仲这样一位仅率三千军队的地方将领。扑朔迷离的“姚平仲劫营”事件中,急于求成的钦宗皇帝越过二人,直接命令姚平仲夜袭金军大营,不仅损兵折将,还差点导致尚为康王的赵构被金军所杀(这似乎也是第二次汴京围城时,赵构领三十余万兵马却对汴京置若罔闻的原因之一),这一事件也是靖康期间北宋混乱指挥调度局面的一个缩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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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场陷入罗生门中的劫营事件中,钦宗皇帝本人的态度十分值得玩味。原本曾经因为金军围城惊恐异常的他,在勤王西军到来后终于决定与金军决战。不过似乎因为姚平仲本人的劝说,他决定行险一搏利用姚平仲所部劫营。可在劫营失败后,面对金人的质问,他又将全部责任归于姚平仲、李纲等人。

这位最后身死五国城的皇帝性格怯懦善变,在继位之初的三日内,就曾经在“御驾亲征”“南狩”“守京”等方案中反复横跳三次。这种反复无常没有定式的性格特点,对于靖康之变的发生也有着巨大的影响。第二次围城战发生后,宋廷之所以直到闰十一月十八日才开始“间使往诸道召勤王兵”,也与其本人在战和间的举棋不定有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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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是因为宋廷的举棋不定,原本就因为第一次勤王而元气大伤的地方各军,直到此时才开始准备筹集勤王军队。然而此时,疲惫不堪又辎重匮乏的勤王军们,面对的是已经被金军团团围住的汴梁,而最善战的陕西勤王军,更是要首先面对堵截在潼关以逸待劳的五万金军。总的来讲,面对金军的威胁,宋廷原本打算依靠各地勤王军队的体量对其进行震慑,可是,因为缺乏统一的指挥机构,这种粗糙征集方式严重损耗了宋廷的战争潜力,同时,由于宋钦宗本人对是战是和一直举棋不定,贻误战机,这才导致第二期汴京之战中北宋不仅兵员质量上处于绝对劣势,就连数量上都难以跟金军保持平衡。质量数量上的完败下,汴京沦陷、二帝北狩,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参考文献:[1]贾连港, “因时应变”与“遵用祖宗旧制”:金军南侵与靖康初年中央统军体制的调整,宋史研究论丛,2015年8月[2]程明生, 宋代军队数量考,社会科学战线,2009年5月[3]程明生, 宋代兵力部署考察,史学集刊,2009年9月[4]于善维, 北宋靖康年间勤王部队研究,河南大学,2013[5]顾宏义, 李纲与姚平仲劫寨之战,军事历史研究,2002年9月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,主编原廓、作者披澜读史,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,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。部分图片来源网络,如有版权问题,请与我们联系。